边缘化与原子化:乡村娱乐的双重面向及其生成

2020-05-19 10:14 佚名

内容提要:基层文化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子系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文化治理侧重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对基层民众行为的规制,凸显文化的治理工具向度,缺乏将文化作为治理对象的剖析。乡村娱乐作为基层文化的重要表征,其边缘化、原子化特征是基层文化治理亟待回应的议题。乡土闲暇生活的边缘化、私性化,是乡土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多维度建构的产物。乡村娱乐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方式,更是基层民众自我价值的呈现方式,亦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阵地,是实体性娱乐活动、精神价值信仰、基层治理三维面孔的交汇点。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编号:17VHJ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石建,西南政法大学地方立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法学理论和法社会学。重庆 401120

制度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三维向度。制度治理是依托法律、村规民约等规则的治理,强调以制度、规约、规范来调整乡土社会的行为;经济治理主要是将产业振兴、脱贫攻坚作为乡村振兴的龙头,以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有机组成单元。从治理的范畴探讨乡村文化,是对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功能的统合。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①《乡村振兴规划2018-2022》要求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倡导科学文明生活,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改造传统落后文化、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是基层文化治理的主要思路。乡村娱乐作为基层文化的表征,文化治理自然离不开对娱乐话题的探讨。当前,乡村娱乐呈现出边缘化、原子化的实践样态:集聚动员功能和符号功能的样板戏、扭秧歌等公共娱乐式微;玩牌、打麻将等边缘型、趣味型娱乐成为乡村娱乐的主要形式;农家书屋、电影下乡等嵌入型娱乐沦为指标化、任务化的刚性文化活动。要回应娱乐的边缘化、去公共化,对接文化治理,需要我们深入到乡土娱乐的实践中,重新审视娱乐的生成逻辑,探究娱乐场域的国家政治权力、基层自治权力、民众娱乐权利。

英国文化学者本尼特(Tony Bennett)首先从治理的角度探讨了文化,认为“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行为的转变,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②。本尼特将文化的一系列形式、技术和规则运用于人的思想规训与教化,文化本身即是一种治理习惯、道德和伦理的技术。台湾学者吴彦明提出,文化是作为下层社会的道德、举止与生活方式的治理对象和治理工具。③他认为艺术、智识活动等文化现象提供了文化管制的手段。王志弘将文化治理界定为“藉由文化以遂行政治与经济及各种社会生活面向之调节与争议,透过各种程序、技术组织、知识、论述和行动等操作机制而构成的场域”④。这三位学者都是抽象地对文化治理的内涵进行了概括,或者将文化视为治理对象,抑或是将文化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对社会中的道德、举止和行为予以矫正,对大众文化中庸俗趣味所滋蔓的社会低劣情趣进行治理。⑤

具体到国内,对农村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农民私性文化生活逐渐增多,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却不断式微。⑥它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生活的减少和公共空间的萎缩。超越家庭之上的村庄组织的公共性文化活动(如歌舞比赛、划龙舟、样板戏)逐渐减少,私性的文化活动(看电视、上网、玩牌、打麻将等)逐渐增加。探求娱乐的去公共化、私性化、边缘化,解释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剖析文化治理的路向,是亟待回应的议题。文章通过对基层民众娱乐实践的观察、分析,希冀揭示娱乐的边缘化、去公共化、私性化的共性及其深层次逻辑。

无论是基于文化的治理还是对文化的治理,都无法逃离权力的效应。乡村文化囊括的娱乐生活,是权力嵌入基层的重要试验场域。娱乐不仅是村庄民众消遣闲暇时光的实体性活动,而且是村民自我意义的社会化、外在化体现,更是权力对乡村文化界定、分类、评价、监视的客体。以娱乐文化的动力来源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娱乐活动分为自上而下推进的嵌入型娱乐、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娱乐。不同意义的闲暇,被标签为各异的等级和标准,被基层治理主体在乡土文化场域书写为多类闲暇文化,并呈现着不同的实践样态。

相比于玩牌、打麻将、广场舞等娱乐活动的民间自发性,农家书屋、电影下乡是自上而下的民生文化工程,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元素。然而,从我调查的案例看,农家书屋和电影下乡逐渐流变为数字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并未在实质上丰富基层民众的文化生活。

在我们调研的一镇八村中,有农家书屋的只有BJ村和CZ村。该镇党委书记提到:虽然我们有农家书屋,但是书屋缺乏规范性管理。一是因为没有专人,这主要是村里无资金的问题。没有专人管理,就谈不上专门化;图书没有标签化,体现出管理不是很规范,利用率也不是很好(访谈记录,A20180730)。在BJ村,农家书屋中的书基本上都是有关儿童动画、农业技术、政策宣传等方面的读物,书架上布满了灰尘,几乎无人阅读。⑦而且该村的书屋建在村委会办公大楼,为村民进入设置了权力的界限,提高了进入娱乐空间的成本。因为村委会属于表征地方性权威的自治组织,办公大楼更是治权在空间上的延伸,底层老百姓身处表征着权力的场域,会导致角色的不适应。政治权力在民众与阅读书籍的娱乐活动中平添了一道障碍。CZ村亦存在类似情况:我们也有农家书屋,但是书基本上是摆在那里,没人看。再说这些书都是各个单位捐赠的,基本上过时了,没什么价值。市区有一个读书会,我也参加了,但是每次都是那么几个人,每次都是可怜巴巴的到哪个单位借一下会议室,弄点水果啥。这个读书会坚持了十来年,也干不出什么事(访谈记录,A20180726)。

自上而下的电影下乡项目,放映的主要是类似于《厉害了,我的国》等影片,基本上没有民众观看。CZ村村支书谈到,他也安排放一点电影,但一般10个人都不到,看一会儿也就回家了(访谈记录,YP20180726)。随着互联网下乡,智能手机、网络电视在乡土社会普及,传统稀缺的电影娱乐被五彩纷呈的电视节目所取代,下乡的电影多为上映许久的抗战片,难以对接村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供需错位导致电影下乡工程成为单纯上映场次的“数字”工程,未成为初衷为满足民众文化需求的一项活动。

玩牌、打麻将以及丧葬场合的涉黄段子和舞蹈,往往是作为灰色娱乐活动存在。一方面,它们不能归属主流娱乐的范畴;另一方面,此类娱乐又带有一定的亚文化特色,为特定的主体及特定的社区所接纳。在不逾越正式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治理主体往往对其选择性忽略。

在GT村⑨,最盛行的娱乐活动就是玩牌和打麻将。20世纪90年代,GT村的玩牌、打麻将仅仅是村民闲暇时间的调味品。通过博弈的过程,娱人身心、彰显牌技和打发闲暇时间,村民在意的是斗地主、打麻将的过程,并非财物的获取。除此之外,由于玩牌组成的娱乐共同体及玩牌场所充当着传播媒介和信息加工中心,使得村域信息汇聚于小卖铺,并散发出去,促进信息传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乡村特有的娱乐公共空间,娱乐场所汇聚了村民,凝聚了日趋原子化的村民,使得分散化的个体趋于集聚,促进村庄公共事务的协调。而近年来,娱乐身心、益智的博弈过程已经被盈利的目的所替代,消遣型博戏被盈利型博戏所取代。麻将胡牌、自摸规则多样化,具有较强的益智性,但由于其一局周期长、赌资小而渐渐沦为GT村中年女性的专属娱乐;炸金花、九点半因参与人数无上限、技术含量低(只要求识别牌)、周期循环迅速、押注大等特点,为GT村村民喜闻乐见;六合彩由于其高赔率、操作简单(线上交易)、趣味性强(猜码资料)风靡GT村,每值写单日和报单日,GT村码民便集中于小卖铺。整个村庄弥漫于博戏的氛围中。

除了老少皆宜、为村民喜闻乐见的玩牌外,在丧葬仪式上欣赏艳舞和涉黄段子亦作为灰色娱乐而存在。GT村一六旬老人去世时,其亲属请了歌舞团,庄严肃穆、寄托哀思的葬礼上出现了趣味化、愉众化表演:打情骂俏、言语挑逗、衣着暴露,以博取村民的眼球,增添丧葬场合的人气。在丧葬仪式掺杂涉黄段子、性感舞蹈等涉黄娱乐因素,似乎与象征情感寄托的庄严葬礼仪式不相符合。但是,色情丧葬舞的集聚效应的确比唢呐强,正如一村民提及“要是只是吹喇叭,吵都吵死了,根本没人去守夜⑩,还不如打打麻将、看看电视,讲点‘黄段子’、跳跳‘脱衣舞’,既能活跃现场氛围,还能为亡者增添人气”(访谈记录,GT20180103)。当一村民问及舞女为何从事这一行业时,得到如此回答:“我们跳一晚上能拿两三千元,钱来得快。也没人认识我,就来这跳这么一次。再说了,不讲点黄段子、跳舞吸引观众,下次就没人请我们了”(访谈记录,GT20180103)。舞者们怀揣着生人社会逻辑和多次博弈的意向(市场化推广)表现出趣味化、愉众化的行径,冲淡了丧葬仪式中的孝道主题、原有的文化内涵及传统习俗。

玩牌、打麻将、乡土社会的喜丧传统,为边缘型娱乐建构了乡土气息的文化内涵。这一实体性的娱乐方式,同样是底层民众关于熟人社会道德伦理与公共规则的体验。但是,娱乐空间不仅仅是实体性的闲暇空间,同时也是关于公共规则、公共伦理的社会空间,更是民众关于自我价值的意义呈现空间,具有多重维度的意义内涵。在灰色娱乐普遍化的过程中,治理者以“科学”、“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打量乡土文化场域中每一处需要改造的娱乐文化,以“赌博”、“陈规陋俗”、“淫秽色情”等术语给传统娱乐贴上腐朽的标签。何满子早在1994年就谈到文化治理是指“矫正社会文化趣味,提高文明水平”,对“大众文化中庸俗趣味所滋蔓的社会低劣情趣”进行“治理”。(11)乡风文明的主流话语成为基层文化唯一合法、正当的话语逻辑,它四处打量娱乐文化场域每一处应当被规训的空间和细节。

无论是处于权力监视边缘的灰色娱乐,还是自上而下嵌入的下乡娱乐,都不是植根于乡土特征的娱乐,掺杂了权力的引导、干预、管理效应。在乡土社会,亦存在既不涉及政治型动员,也与文化的经济效应无关的纯粹私性娱乐。它只是作为民众的日常消遣,分享着村民的生活化认知,而不会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风文明建设,暂且被权力所忽略。(12)在未歪曲村庄场域的集体认知的情况下,权力对其持放任态度。

放任型娱乐形态多为原子化娱乐,是村民个体化的娱乐活动,无涉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它不同于处于公共空间的广场舞、也异于赌博和丧葬色情舞的“陈规陋俗”,而主要表现为看电视、串门闲谈、上网、听广播等日常消遣型娱乐。网络、手机等新型休闲工具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基层匮乏的娱乐文化。网络、电视下乡以一种原子化娱乐资源的形式,极大地重塑了乡村的日常娱乐方式和公共结构。电视与网络的家庭化、私有化弱化了村庄原有的社会关联度、降低了熟人社会间的交流频度,使得乡村公共空间日渐萎缩。这亦是基层乡村私人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而公共生活日益衰败(13)的真实写照。乡村社会闲暇私人化(14)使得民众退出整个村庄的交流,渐而退回到家庭,享受着私性文化资源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村庄规模的公共生活,不再是村民的闲暇必需品,村庄被肢解为聊天、玩牌、舞蹈等具有“圈子化”色彩的小团体。(15)

特定地域的日常娱乐方式,彰显的是该地域村民的价值体验方式,体现的是权力嵌入文化治理的逻辑。作为娱乐两重面向的边缘型娱乐与原子化娱乐,一种是权力在编排、分类、监视,另一种是权力在放任。但无论是边缘型娱乐在乡土社会的泛化、嵌入型娱乐的供需缺位,还是原子化娱乐的个体化趋向,指向的都是乡土社会娱乐匮乏、精神生活贫瘠这一中心主题。围绕这一议题,我们需要回应为何会形成娱乐边缘化、原子化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如何在村域自生逻辑与外来嵌入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被建构的。本文认为,一方面,涉及基层民众对娱乐的日常性价值体验;另一方面,则是自治主体组织与治理主体治理混合逻辑的共同塑造。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开篇就提到: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乡土社会的娱乐文化同样体现着“乡土性”的内涵,生产着乡土的日常意义。闲暇方式的乡土生活意义,类似于英国文化学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笔下的“共享的概念图”和“共享的语言系统”(17),表达了娱乐共同体内部的自我价值与意义,向社会传达某种价值诉求与社会意义。对于乡村娱乐,我们需要采取主位视角做“处境化理解”(18),切忌将娱乐贴上“落后文化”、“低俗文化”的标签。只有当我们深入社区文化背景去理解、站在村民的立场、运用村域特有的面子逻辑与舆论机制去思量村域“无意义”的娱乐,才能深入理解乡村娱乐文化的深层结构。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9)在流动性较弱的南方宗族村庄,村庄内生性秩序尚存,村庄价值自我生产能力强。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面子逻辑和舆论机制这一乡土逻辑仍然发挥着维系社区娱乐行动逻辑的功效;另一方面,农民日益呈现出原子化、个体化、陌生化的趋势,农村社会正在逐步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20)农民个体间异质性增强,村庄公共生活和村庄秩序发生变化,公共舆论相对式微,家庭日益私密化,闲话减少、公共空间萎缩,社区舆论对边缘娱乐行为缺乏规制效力和动力。村民在玩牌场合及丧葬艳舞场合的聚集,恰恰反映了农村公共娱乐空间的缺位及原子化个体对重构公共娱乐空间的希冀。

基层社会,是面子竞争的社会。按照帕森斯(T.Parsons)的说法,中国人活着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好名声。(21)一方面,以消费为特征的市场因素席卷了以道德为要素的村域伦理。消费主义的市场因素,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并结构化地演化出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危机,使得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22)另一方面,社会竞争心理重构了村域的社区舆论和面子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基层民众的文化行为。如GT村的娱乐活动并不全然被法律所掣肘,更多的可能是面子逻辑的产物,村民间以面子机制为核心构建其娱乐的基本行为规范。根据道德和声誉的指向,可以把面子(广义)分为两类:第一类,“有头有脸”式面子,即胡先缙女士提出的“面”,代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所获的声誉;第二类,“循规蹈矩”式面子,即“脸”,与村庄集体感情和社区隐性道德规范有关,主要指的是村民们不违反既有的道德准则,不做出受社会舆论指责的行为,表征团体对道德良好者的尊敬。(23)

在GT村,不少赌徒参与非技术性博弈与涉黄丧葬娱乐是面子逻辑倒逼的产物。首先,玩牌、打麻将逐渐成为一种乡村主流娱乐文化之后,这种文化机制会造成村民对于此种文化活动参与的固定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空间难以退出的机制。当某村民被邀请参与玩牌之后,该村民即被视为牌友共同体的一员,有着一致的志趣与价值认知。一旦再次被邀请,如果拒绝参与,会被视为“不合群”、“不给面子”。其次,根据信号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要想挣足面子,村民必须将内在“资本”外在化,展示出自己的业绩,非技术性玩牌就是一种外在化机制,因为其赌资大,玩牌过程中一掷千金成了向外界展现财力的信号传递之举,加上非技术性赌博场合的参与者、旁观者聚集,娱乐空间易形成舆论,并传递给GT村其他村民“某某真阔绰”的信号。再次,在宗族势力依旧的GT村,新兴“中产”阶层地位上升的途径有限,经济资本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如GT村一村民谈到:“赚钱了也没什么用,村庄如果不认同你的成就,你就什么都不是,最多算是个暴发户”(访谈记录,GT20190215)。个人在某一时刻的身份也许可以说是他所属的社会中,受社会习惯(法律和习俗)承认的权利和责任的总和构成。(24)社区的认同才是村民社区地位提升的关键一步。而非技术性博戏形成的公共娱乐空间,集聚了村内大部分个体村民,具有全村最高的曝光度,在此公共场所得到认同,就是经济资本向社区权威进军的有效途径。最后,一般玩牌都是在GT村的小卖铺进行,老板一般会对牌桌抽红,以作为小卖铺主要的经济来源,而该老板一年四季在家,作为小卖铺店主、收割机和榨油机的所有权人、组长、红白喜事主任、同房中长辈的身份几乎确立了其在GT村的相对权威地位,他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抽红)邀请村民去赌博,村民几乎都会给面子,而且能被邀去玩牌也被认为是“有面子”、“有人缘”。如果你拒绝,则在面子机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处于亏欠者角色。如若未顾及玩牌组织者的面子,该老板就会利用权威地位给其设置日常生活障碍,由于他对生活、生产资源掌握的程度,可能会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出于面子式权利义务的考量,参与玩牌、打麻将等边缘娱乐行为一定程度上实为理性衡量之举,并非仅仅是社会失范的必然产物,而可以用韦伯的目的理性行为的范式来解读,是出于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而经过理性计算的行为。(25)

“色情”丧葬仪式也因其耗资巨大(GT村请舞团一晚上一般需2000-3000元)、仪式隆重而被视为孝顺的行径和有面子的行为,从而演化为一种GT村的村域竞争。是否请丧葬艳舞团、请多少场次、演员颜值是面子竞争的要素,体现了家族的财力、社会地位,如GT村的葬礼花费分成几千元到五六万元不同的级别(访谈记录,GT20180113)。村民为了赢得面子和声望,竞相掀起艳舞丧葬的社区竞争。

GT村乡土社会“面子逻辑”影响娱乐边缘化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为村庄内生性秩序的社会舆论对村庄道德失范行为的规制作用式微。

在过去,GT村村庄内部公共娱乐活动多,如节庆的舞龙、祭祀、捕鱼和闲时的广场舞、集体闲聊,村民通过这些娱乐过程中的交流,形成公共舆论等规范性文化,为村庄提供一整套公共规则、村规民约、公共舆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从而使村庄富有规范秩序。(26)闲话是群体边界的标记,大量闲话和流言的知识库(vast-store)成为强力纽带起着连接维持群体成员的团结作用。(27)其维系着村庄社区内部的价值再生产,形成村民的行动逻辑,对村民违背道德规范的边缘娱乐行为(玩牌、打麻将、丧葬艳舞等)、个体搭便车行为进行“舆论宣判”。这种舆论引发的话语权力能产生象征性权力,维护象征秩序,它是一种隐形的,通过言语能够形成既定现状的权力,一种使人理所当然地接受的权力。(28)若被定性为“道德败坏”标签,某一村民将动员其他村民以流言蜚语的形式对其进行指责,构成“发落的日常形式”(29),进而导致失范行为人陷入“社区性死亡”,被孤立于村庄。内化了乡村价值的基层舆论文化,对行为提供道德和伦理的解释,以社会舆论和心理感受为奖惩机制,从而使人们的行为保持在乡村秩序的范围之内,充当着新制度主义意义上的“非正式制度”的角色。(30)赌博共同体的舆论漩涡、对村民行为的品头论足构成了该社区极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违反这些地方性知识会使那些不讲面子的村民,在村庄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在其他村民眼中,逐渐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坏身份,并因此遭受到村庄孤立。(31)至此,我们看到的是非技术博戏作为信息传播媒介过程中的舆论规训作用,它发挥了社区控制的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村庄的秩序。

但随着传统的池塘边、大树下、小卖铺等公共空间衰落(32),闲话空间缩减,GT村村民趋向于原子化、个体化,社区异质性增强,村庄关联度降低。GT村的社会关系呈现着由强关系、熟人关系向弱关系转变的趋势,而不同的社会关系对应着各异的治理范式。(33)熟人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治理机制已不再适应乡村忌讳渐远、仪式文化缺场的GT村社区,面子和舆论逻辑对失范行为的约束作用、对村庄的整合作用式微,尤其是共识生产机制的破坏和认同行动单位的内缩,加速了村落结构的离散化和村庄秩序的消解。(34)伴随着送法下乡,法律对乡土社会的“控制欲”增强,基层社区治理面临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35)的转型。由原初的村庄内部价值生产机制(舆论、宗族、道德)转向为法律的介入,但法律因为受到残存的乡土逻辑的抵触以及权力下放的高治理成本而无视治理的末梢——农村的道德失范,在法律的无力与舆论机制合法性、合理性式微的共同形塑下,乡土社会赌博、“色情”丧葬竞争现象愈演愈烈。

公共空间,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论分析之中是指公共领域,意即政治权力之外民众自由讨论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往往与公众舆论联系在一起。(36)具体而言,在乡土社会的语境下,公共空间可以理解为村庄内部人们经常聚集活动、交换互惠的实体场域空间,既可以是房屋前的一棵大树,也可以是村中祭祀、议事的祠堂,还可以是村头交易和闲聊的小卖部;也可以理解为村庄内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活动形式(37)。

GT村村民呈现个体化、原子化的趋势,娱乐活动多为在家中看剧、上网,公共娱乐活动衰退。与电视的单向交流日益取代聚众聊天等公共娱乐活动,传统乡土社会公共娱乐空间(寺庙、村委会、村广场)被边缘化。GT村房屋沿道路不均匀分散分布,绵延500米,加上私人住宅空间格局变化、院墙高耸,亦隔绝了村民间的娱乐互动与交流。正如GT村一村民所述“现在都不愿串门了,进个门还得在院墙外大声叫喊是否有人,也不能随意进入他人家中,还不如自己在家看看电视”(访谈记录,GT20190213)。私人娱乐空间和公共文化空间出现空前的断裂状态。一方面,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呈现正式公共空间趋于萎缩与非正式公共空间日益凸显的大致趋势;(38)另一方面,通过玩牌、打麻将、跳广场舞等娱乐聚集而成的群体,形成了各自的内部群体。现代碎片化的个人,往往自我隔离在一些由文化、兴趣、职业甚或想象组成的孤岛中(39)。具体而言,村民日常生活的活动边界由原来的村庄整体走向了区域性的“圈子”(40)。娱乐作为一种文化符码和表征系统,具有社区标识特征,是一种内部化机制,“玩牌共同体”、“广场舞共同体”、“闲聊群体”等群体是娱乐建构的产物。基于共同爱好形成的趣缘群体被纳入村民的社交圈,拓展了差序格局的外环。在此意义上,娱乐群体不再是村庄意义上原子化的孤立个人,不再是分布于同一地缘的血缘化群体,而是基于公共爱好、公共娱乐的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群体,尤其是村庄中对玩牌污名化的民众。娱乐共同体的形成也是对社区孤立的一种反抗策略,企图以共同爱好重构新的关系网络。

在此意义上,“玩牌文化圈”、“丧葬仪式场”反而提供了村民互动与交流的公共空间与平台。对GT村现有文化空间进行重构,重建了“局部关系网”,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公共性舆论、道德规范对村庄秩序的维系作用。类公共性的边缘娱乐重组了乡土社会公共娱乐空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对重构公共娱乐空间、公共文化的希冀,对公共空间整合村庄信息、凝聚力、公共事务的希冀。

以玩牌为动因的娱乐共同体形成了农村并不多见的公共活动空间,生产、加工并传播着村域的消息。而趣味驱动型的乡土信息网络和沟通网络有些许类似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的“两级传播流”概念——“信息是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传递给那些不太活跃的人群的”(41)。娱乐主体作为信息源,将各自信息汇聚于博戏场所、丧葬仪式等娱乐公共空间。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42)信息经过信息加工中心加工、统合后,由娱乐主体再传布向自己可触及的信息市场。每当舅舅回来透露某些有关村庄公共空间消息时,最后总会说一句“我从小卖铺(玩牌的‘基地’)听来的”(访谈记录,GT20190214)。小卖铺作为公共娱乐空间,使得村民从分散的社区进入此娱乐空间;这一传播媒介和信息加工中心,使得各类信息汇于一堂并散发出去,促进信息传播。村落传统公共空间衰退后,小卖铺形成了新兴娱乐公共空间,不仅对娱乐共同体的信息交流产生效用,且因其汇聚了村民,凝聚了日趋原子化的村民,使得分散化的个体趋于集聚,从而促进了村庄公共事务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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