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为求真,风范永长存”,惜别历史地理学

2020-07-03 05:03 admin

邹逸麟(1935—2020),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第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七、第八届民盟中央委员、第十一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6月19日凌晨,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盟市委原副主委邹逸麟先生在沪病逝。惊闻此讯,大家纷纷扼腕痛惜。邹先生治学求真、为人正直,犹记去年此时,我们还专程采访过他。他热情地与我们畅聊人生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935年,邹逸麟出身于一个相对富庶的商人家庭。曾祖父时举家搬至宁波做生意,父亲在上海办实业。他从5岁便开始上小学,一直顺利读到高中、大学。

“少年时代的我,最美好的回忆不是校园生活,而是带给我无比愉悦、无限遐想的课外阅读时光。”邹逸麟回忆道,小学五年级时,看的第一部小说是《说岳全传》。那时,上海的弄堂里有很多小书摊,就去借旧小说和杂志看。他看书很快,一本借来后一两天就看好了,赶快还了再借。他喜欢老舍、巴金、董鼎山、徐訏、施济美等作家。高中后,他开始迷恋翻译小说,只要能借到的几乎都看过。“我觉得通过大量的阅读,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多体验,这是不读书的人不能体会的,这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啊!”

1952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录取。当年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名师云集,张维华、杨向奎、郑鹤声、赵俪生、童书业、黄云眉、王仲荦、陈同夑8位名教授,人称“八马同槽”。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邹逸麟受益匪浅。1956年,夏天毕业前,因为不愿留在青岛,他婉拒了郑鹤声先生让他留校当助教的好意,服从组织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回忆及此,他感慨道:“在做人生选择时,要遵从内心的真实意愿才好。”

1957年年初,邹逸麟因跟随谭其骧先生做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项目,回到了上海。从此,他在中国历史地理专业领域,俯首耕耘近一甲子,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几乎参与了这一期间的所有大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一是众人参与合作,二是历时数年乃至数十年。正是这些耗时费力的基础性的大型科研项目,才能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成就得以令世界瞩目。

谭其骧是我国当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由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学界被称为“谭图”。这项工作前后绵延30年,在编绘的过程中,一批历史地理学者,练就了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从而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学者。邹逸麟便是其中的一员。

“谭老师是我的恩师。”邹逸麟并没有听过谭先生给本科生上的课,也没有做过他的研究生,严格意义上讲,不算是他的学生。他与谭先生更像是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从1957年年初跟随谭其骧先生治学,到1992年他离去,我做的项目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邹逸麟回忆说,后来复旦大学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先生当所长,他当副所长,每两个礼拜就去谭先生家汇报工作。邹逸麟任所长后,还是经常去谭先生家里汇报工作,“我们的关系比一般的师生关系更好。谭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他经常讲,不实事求是的、虚的话,在国际上、在学术界是拿不出来的、站不住脚的。1987年,谭先生赠我一条幅,首句即‘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

邹逸麟感念谭先生的教诲,踏实为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把自己在历史地理学科所做的主要工作,归纳为:两本地图集,3种工具书,4本专业教材。两本地图集即《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3种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地理条目;4本专业教材有《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邹逸麟是继第一代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开创者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公认的历史地理学科带头人,是第二代历史地理学者中影响最大的学者。作为继谭先生之后,复旦史地所的第二任掌门人,邹逸麟在长达数十年里,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谈起治学经验,邹逸麟谦虚地说:“我最深的体会是,学术上的成功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地去做一桩桩事情。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做学问就是这样,你不要想每桩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再做,这是错误的,许多收获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做每桩事情都要花功夫,你要相信,只要花功夫下去,必有成就。我很幸运,能够在一个领域里搞了近60年,这么多年耕作下来,有点成就也不稀奇。”

“出于责任,我的事也不再局限于故纸堆,变得开始关注、思考学术之外的世界。社会上总是觉得政协委员的发言和提案起不了什么作用,其实不然。”邹逸麟举例说,2007年,他曾在第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给予抢救性拨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出版”的提案。起因是1981年国务院领导正式批准编纂出版《国家地图集》重大工程的启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25年后,5部地图中的4部已经完成,唯独历史地图集迟迟未能出版。全国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百余位专家,花了20余年时间通力协作完成后,却因政府财力支持严重不足,无法出版,其中编委会多位主编、副主编先后谢世,唯一在世的侯仁之教授也已95岁,编委任继愈、刘宗弼也都年逾90,其中的工作骨干也大多为古稀老人了。时光飞逝,图集尚难以问世,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这个提案提交后,中央领导作了批示,财政部门立刻拨款两千万元,该提案还被民盟中央评为优秀提案。“由此可见,我们政协委员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除了针对性强、主要解决当下某一局部问题的提案,我觉得政协委员更可以提一些有预见性的提案。”邹逸麟回忆道,他曾提过“从社会就业、分配、住房等根本制度上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乱收费、应试教学的问题”的提案。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不在学校、不在老师、不在家长,更不在学生本身,根本问题在社会。当时的社会现状是:重点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易,待遇高;一般大学、大专毕业生找工作难,待遇低;蓝领工人岗位少,待遇更低;年轻男性因房无法结婚,而房价又高得一般收入者无法忍受等。因此,他提出了由政府指导,逐步解决诸如大力设办应用技能培训学校;扩大蓝领工作岗位;提高蓝领工作岗位的待遇;在税收方面鼓励建造中低档普通住房等建议。“今天看来,我数年前的提案得到了认同。”

1994年,邹逸麟加入民盟。此后担任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主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等职务。“当时接踵而至的党派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全新领域,需要我尽快适应并进入角色,不能占着位置不干事啊!”邹逸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其个人魅力影响着盟员们。他还根据复旦大学盟员们的特点安排党派工作,受到盟员们的欢迎。

谈起15年参政议政工作的体会,他说:“我觉得作为学者,对社会问题应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才是真正地做共产党的挚友、诤友。”

2008年退休后,邹逸麟仍然会为学生们作讲座,并参与《清史·地理志》《中国运河志》等书的编写工作。闲暇时间多了之后,他继续着一生的爱好——阅读,如《牡丹亭》《苏东坡传》《源氏物语》《陆犯焉识》《挪威的森林》等。“我觉得,海量的阅读积累,能让你深层次地感悟世事人生,从而进入不一样的精神境界。”

此外,多年来的参政议政经历,也让他保持着每天阅读新闻的习惯,时刻关注民生和社会热点话题。那天,我们采访他时,邹先生还谈了很多对当下问题的看法。他说:“我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讲的不一定恰当。但作为一名文科的学者,一名老先生,对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应该发声的。”譬如对于如何传承传统文化,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部分区分开来,继承和发展其中的精华部分。近代中国文化界道德文章方面都特别好的先生,比如梅贻琦、蔡元培,以及我们民盟陈望道、谈家桢等,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明。

采访到最后,邹先生感慨道:“学问是做不完的,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就做到这里了,好坏自有人评说,也不可能一代人就做得很完美。我就是把谭先生的东西接过来,交给下一代,把这个学科发展下去,希望后来的学者能够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出去,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为世界环境变迁研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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